纪念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发言节选

2019年12月8日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办学十年座谈会暨判例法与案例指导制度论坛举行,本刊摘录几位嘉宾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     

我国慈善捐赠政策的政策变迁与工具选择 ——基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

慈善捐赠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是连接慈善目标与慈善结果的关键桥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央层面的慈善捐赠政策文本进行筛选、编码与分析,结果显示:受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慈善捐赠政策存在强制型工具偏多、混合型工具使用不均衡、自愿型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慈善捐赠发展要素维度上,政策工具使用广泛,但不同领域、阶段应用程度不一.未来,政府应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匹配政策工具,落实慈善捐赠管理,以完善慈善捐赠政策体系.     

当前中国大众民粹程度测量研究

对民粹主义的内涵和实证研究的分析表明,民粹主义是一个可以测量的概念。通过对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和网络民粹话语的梳理,形成了一个包含仇视官员、民族民粹主义、反体制、仇视富人、民粹司法和仇视专家等6个维度23个指标的民粹程度量表。运用这个量表考察中国社会各阶层样本,发现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具备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     

“独立工人”视角下共享经济就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共享经济中形成了"平台+履约人"的新就业模式,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就业群体——"独立工人"。"独立工人"与平台之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仅根据平台要求向客户提供劳务或服务。研究显示:我国共享经济从业人员以"独立工人"为主,吸纳的劳动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等级较低、外地农业户籍的青壮年男性。在共享经济中有四至五成的从业人员属于专职"独立工人"。研究发现:选择从事兼职独立工作的群体有长期从业的倾向,而选择从事专职独立工作的群体则不希望继续从事独立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共享经济发展、保护"独立工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从重新审视"独立工人"的法律身份入手,探索建立适合"独立工人"的"可携式福利"体系,尝试总结具有权威性的共享经济劳动标准,以推动该领域的劳动立法。     

法律全球化中的刑法现代化——刑法现代化的一个问题

本文探讨了法律全球化下刑法的现代化及其功能的转变问题 ,认为对刑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本质都须作整体性的反思 ,起码要做重新的定位 ,这应该是刑法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只有那些具有同一化、实体化、可操作性的法律才能成为全球化的法律。作为公法、历来与国家主权联系甚密的刑法 ,其全球化的现实就更为渺茫。但是 ,刑法的全球化是否有必要是问题的核心 ,而不是是否可能。我们认为 ,以人权为核心展开的刑法的功能的转变应该是必要的。     

试论善的理念是政治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拥有幸福生活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本文试图从古典的哲学思想出发寻找政治社会存在的道德基础。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社会体现了人的政治生存向度,需要人们把它作为各种规范的核心观念才能有约束力,才能使社会关系和谐有序地发展,从而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     

繁华与废墟--对当代新闻传播学的批判

在越来越多的学人投身于新闻传播学领域,新闻传播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时,我们必须警惕:繁华过后或许是废墟。为了新闻传播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和摘掉“新闻无学”的帽子,学科极力扩张地盘,内容庞杂无序,良莠难辨;要建立以“术”为基础和基本导向的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确立新闻传播学教育就是职业教育的现代教育观念;貌真实伪和生吞活剥的学术态度与方法阻遏了新闻传播学研究,到了该检讨我们的学术态度与学术规范的时候了。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之我见

法律文化中表层的、制度化的东西比较容易效仿,但制度的输出和引进并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法律意识.而这一切又与一国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在进行制度性法律文化的变革时,必须同时关注观念性法律文化的进步和提升,逐步从人的认知系统进入情感系统,再到价值系统,使人们从内心产生对制度的认同并自觉地适应新制度规范的社会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效益与公正机制

效益与公正是刑事简易程序的两大价值目标 ,两者有一致性 ,也有冲突性。协调效益与公正的关系 ,应从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置初衷和本质入手 ,寻找两者的最佳平衡点 --效益优先 ,兼顾公正。为完善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效益、公正机制 ,应扩大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并设置多样化的简易程序 ,同时在立法中规定最低公正标准 ,使刑事简易程序最低公正价值得以实现。     

行政处罚第三人研究——对一个行政处罚案件的展开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涉及到第三人的案件大量存在。但是现行行政处罚法中并没有明确地设定第三人制度,这对案件的处理带来诸多障碍。设立第三人制度有利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处罚决定的接受和执行。第三人的设立符合法律公平正义原则和行政法基本原理,可以降低执法成本及节约社会资源。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法律应赋予第三人具有参与权和救济权等权利,这样便于第三人积极参与行政处罚程序,保证其合法权益的实现。